《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涨盈配，王齐洲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5月版。
该书2024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25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王齐洲教授入选《文库》的第二部专著，第一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2013年入选。《文库》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设立，旨在集中推出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体现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代表相关学科领域最高水准的标志性学术力作。
小说观念是小说思想的核心，它回答小说是什么（本体论）和做什么（功用论），并指导小说怎么做（创作论）和怎么读（批评论）。而小说思想则是小说存在的反映，有什么样的小说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小说思想。因此，是小说存在决定着小说观念而不是小说观念决定着小说存在。
由于现实的小说存在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人们的小说观念也会随之发展变化，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当然，小说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会反作用于小说存在，制约或影响小说的发展变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发展、演变与小说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整体面貌。
然而，近百年来，我们习惯了运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来研究和评论中国古代小说，以为“有一定长度的虚构的故事”才是小说，不承认中国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的小说都是小说，不承认中国古人谈论的小说就是小说，以致无法讲清楚中国古代小说历史和小说思想，自愿放弃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话语权。
因此，清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建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便成为中国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该书从中国文化本位出发，根据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客观地探讨各个时代的小说作者、小说文体、小说观念的存在形态，具体学者对于小说概念的实际见解，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之间的传承、演进、变异和重组，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有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理解。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有多种呈现形态：既有小说作品所体现的小说观念，也有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所表达的小说观念。在众多小说观念中，既有官方的小说观念，也有民间的小说观念。
一般来说，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所著录的子部文言小说及其所表达的小说观念是代表官方立场的正统小说观念，属于“大传统”范畴；而不被正统文化所接纳的民间文艺和通俗小说则属于非正统文学，其小说观念则反映着民间小说观念，属于“小传统”范畴。
当然，官方的正统小说观念始终是占社会主导地位的小说观念，而民间小说观念或转述或阐释或补充或修正官方的小说观念，从而丰富了古代小说观念的内涵，促进着中国小说观念的发展。
例如，“大传统”不承认通俗小说的文化地位，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从来不著录它们，以便维护其正统教育；而“小传统”则拥抱一切民间说唱艺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试图挣脱正统的羁绊。只有将官方与民间、“大传统”与“小传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看清楚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真实面目。
《隋书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汤江浩、黑金福编纂，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该书选择从事实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来探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观察的视野尽量开阔，讨论的问题尽量具体，文献证据务必确切充分，研究结论力求平实可靠。全书分为四编二十五章，从不同方面讨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的有关问题。
每编围绕一个主题思想或观念类型，按照中国小说观念发展的客观实际，清理出其基本的历史线索；每章则围绕一个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穷原竟委的研讨，以便准确地了解小说观念发展中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表达的真实内涵，真正解决相关问题。
第一至第七章为第一编，主要讨论先秦小说家和小说观念的发生，以厘清其源头。
本编围绕古代小说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称名与释义、发生与演变、作家与作品来进行。其中有对小说概念的“定义”，对“说体文”的讨论，对“小说之祖”的描述，对“古优”的探讨，对庄子、荀子小说观念的分析，以及对《宋玉子》文体性质的辨证，目的是对先秦小说家和小说观念做一全景式的探讨，以奠定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研究的基础。这时的小说观念虽然有些模糊，但却是后来小说观念的滥觞，且具备成熟小说观念内涵的各种重要因子，故需要深入细致地加以辨析。
第八至第十六章为第二编，主要讨论占据传统小说观念统治地位的士人小说观念，以明确其主体。
本编围绕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小说的理念、原则与方法并结合具体作品来进行。其中重点讨论《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对“小说家”或“小说”的定义，尤以“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为主脑，因为这种定义实际上是传统小说观念的圭臬，规范和制约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两千多年的发展。
不过，这一小说观念在《新唐书·艺文志》中有所变异，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得到发展，故设“欧阳修的小说观念”和“从《山海经》归类看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二章加以说明。此外，小说文体是认识小说观念时容易被忽视的内容，故设“《汉书·艺文志》小说的文体类型”和“刘知幾与胡应麟小说分类思想之比较”二章进行探讨。
第十七至第二十三章为第三编，主要讨论与士人小说观念相伴而生的通俗小说观念，以丰满其羽翼。
本编围绕“俳优小说”、“说话”、“演义”、“新小说”等小说种类及其小说观念来进行。其中重点讨论“曹植诵俳优小说”的文体类型、“说话四家”的具体含义、《三国演义》与明人小说观念，以及近代“新小说”与小说观念，对代表性作家如金圣叹、梁启超等的小说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并系统梳理了通俗小说观念的历史发展，以期揭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民间“小传统”，丰富读者对中国小说观念的认识。
第二十四、第二十五两章为第四编，主要是对前三编进行归纳，以总结其思想。
第二十四章从社会结构变迁与小说观念演进这一独特视角来观察中国小说观念的发展演变，以便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演变寻找到一种可能的规律和内在的逻辑，使我们对小说观念的认识更为理性和科学。第二十五章从学术之小说和文体之小说的角度切入，探讨人们使用小说概念和阐释小说观念时所采用的不同视角，借以说明研究小说观念时会因视角不同而产生分歧与争执，从而找到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的思想方法，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研究的发展。
结语部分是对全书的总结，既包括研究方法和思维路径，也包括论证逻辑和基本结论，供读者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批判。
该书所进行的上述专题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来说，都只是景点式观察，而非全景式描述。当然，这些景点不是随意安排的，而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它们是全景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最能体现这一片段特色的景点，通过对这些景点的观察和描述，是可以大体了解全景的基本面貌的。书中各编各章的设计，也遵循着历史的脉络，体现出小说观念循序渐进和阶段式发展的逻辑特点。
该书的学术创新主要有三点：
一是区分小说观念类型，提供了小说观念史研究的新思路，开拓出小说观念史研究的新局面。
该书将小说观念分为三种类型。先秦时期为萌芽型，此型小说观念虽然模糊，但它包含了成熟小说观念的基本因子，所有观念要素均可从这里找到源头，弄清楚它可以正本清源，奠定小说观念史研究的基础。
两汉以降的小说观念分为主导型和羽翼型两类。主导型小说观念其实是士人小说观念，尽管这种观念也有发展变异，但自汉代开始便总体稳定，成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圭臬，清理它可以抓住小说观念史的要害，帮助我们了解古代小说观念发展的整体走向。羽翼型小说观念即民间通俗小说观念，这种小说观念是主导型小说观念的重要补充，至宋代发展成熟，促成明清通俗小说创作高潮，也为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研究它可以丰富我们对小说观念史的认知，以便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古代小说观念。
二是还原历史文化场景，准确描述和正确揭示了古代小说观念的真实内涵。
为了还原历史文化场景，该书不得不对先秦时期辩说风气的形成和说体文的产生及其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细致清理古代小说家的身份与思想，对各种小说形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推翻了耆宿和时贤的一些研究结论。如“稗官”之诠、“古优”之解、“《宋玉子》”之证、“曹植诵俳优小说”之辨、“说话四家”之分，“新小说”之论等，该书都进行了认真探讨和深入剖析，结论与前人多有不同。这些认识也许还有争议，但提出新思路和新认识，可以推进研究深入，促进小说观念史研究的发展。
三是创新小说基本理论，深入阐释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理论特色。
为了深入阐释古代小说观念，该书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概念，以具体描述古代小说的现状和整合古人的小说思想，如提出“古小说三音三义”、“古优的分化”、“小说家之祖”、“说体文的产生”、“小说的名与实”、“学术之小说与文体之小说”、“士人小说观念”、“市民小说观念”、“公民小说观念”等，以归纳笔者对中国小说观念史的一些重要认识，推进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仅具有学术创新价值，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思想史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该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的《金圣叹小说理论初探》是其滥觞，1985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中国小说起源探迹》算是正式开启这项研究。40多年来，笔者及团队对二十五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的1000余种小说进行资料搜集整理，编纂《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九卷35册1800万字），撰写成《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总目提要》（200万字），全面阅读和研究中国通俗小说，撰写成《中国通俗小说史》（78万字），发表小说观念论文40余篇，产生了广泛影响。
该书出版后，将调动人们阅读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兴趣，推动相关课题的研究，对重建中国古代小说史、小说思想史、小说批评史起到积极作用，并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小说理论做出贡献。
前言
第一编 先秦小说家与小说观念的发生
第一章 说体文的产生与小说观念的滥觞
第一节 “说”与说体文的产生
第二节 说体文产生的社会背景
第三节 说体文的文体特征
第四节 说体文对小说观念的影响
第二章 中国古代小说的三音三义
第一节 作为“辩说”活动的“小说”
第二节 作为“辩说”效果的“小说”
第三节 作为“辩说”文本的“小说”
第三章 中国小说家之祖师旷探论
第一节 师旷的身份地位
第二节 师旷的言论立场
第三节 师旷的言说特点涨盈配
第四节 师旷小说的影响
第四章 古优的来历及其分化
第一节 古优的来历
第二节 古优的分化
第三节 结论与余论
第五章 小说家《宋玉子》试探
第一节 作为小说集的《宋玉子》
第二节 作为小说家的宋玉
第六章 庄子的小说观念
第一节 庄子对言说活动的认知与突破
第二节 《庄子•外物》中“小说”之含义
第三节 庄子小说观念对后世的影响
第七章 荀子的小说观念
第一节 《荀子•正名篇》的论述主旨
第二节 荀子论“小家珍说”之成因
第三节 荀子论“小家珍说”之内涵
第二编 史志小说观念的确立与发展
第八章 汉人的小说观念
第一节 《汉志》的基本体例和著录原则
第二节 《汉志》关于“小说家”的定义
第三节 汉人对小说性质和特点的认识
第九章 “小说家出于稗官”新说
第一节 百年争议的简要回顾
第二节 稗官之读音与释义
第三节 稗官命名之由来
第四节 稗官小说之滥觞
第十章 《汉志》小说的文体类型
第一节 说体文与《汉志》说体小说
第二节 秦汉子书与《汉志》子体小说
第三节 《汉志》术体小说、事体小说和言体小说
第十一章 《汉志》与《隋志》小说观念之比较
第一节 《汉志》对“小说家”的定义
第二节 《隋志》对“小说”的定义
第三节 《汉志》与《隋志》小说观念之比较
第十二章 正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名实辨
第一节 正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的原则与方法
第二节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的作品都是小说
第三节 正史艺文经籍志为什么不抛弃“小说家”观念
第十三章 史志著录所反映的小说观念
第一节 汉人以小说为子书的原因及其意义
第二节 魏晋以后史书的繁荣与小说观念的调整
第三节 古代小说观念发展的基本趋向
第十四章 刘知幾与胡应麟小说分类思想之比较
第一节 刘知幾的小说分类思想
第二节 胡应麟的小说分类思想
第三节 刘知幾与胡应麟小说分类思想比较
第十五章 欧阳修的小说观念
第一节 《新唐志》与《旧唐志》小说著录之比较
第二节 欧阳修对传统小说观念的变革涨盈配
第三节 欧阳修小说观念的思想价值
第十六章 从《山海经》归类看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第一节 《汉志》和《隋志》对《山海经》的认识与归类
第二节 宋以后对《山海经》认识的发展与归类变化
第三节 《山海经》归类变化反映着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
第三编 通俗小说观念的发生与演变
第十七章 曹植“诵俳优小说”发覆
第一节 有关记载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俳优与俳优表演
第三节 “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与“俳优小说”
第四节 俳优小说的小说史地位
第十八章 宋代“说话”家数再探
第一节 学界认识的分歧
第二节 两宋“说话”的实际
第三节 宋人“说话四家”新释
第十九章 《三国演义》与明人小说观念
第一节 从“羽翼信史”到“并传不朽”
第二节 从“裨益风教”到“疗俗圣药”
第三节 明后期小说虚构观念的茁长
第二十章 金圣叹的小说思想与小说观念
第一节 塑造人物形象是通俗小说的本质特点
第二节 典型化是通俗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功关键
第三节 “因缘生法”是通俗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
第四节 “动心”是作者刻画人物的理想状态
第二十一章 中国通俗小说观念的成熟与发展
第一节 宋代是通俗小说观念的成熟期
第二节 宋以前通俗小说观念的孕育
第三节 通俗小说观念在明清的发展（上）
第四节 通俗小说观念在明清的发展（下）
第二十二章 中国小说观念在近代的演变
第一节 由“闲书”提升为“教科书”
第二节 从子部类别转移到文学学科
第三节 由“羽翼信史”到观照社会人生
第四节 从大类统说到小类分解
第五节 结论与余论
第二十三章 重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是为政治改良服务的
第二节 “熏浸刺提”不全指艺术感染力
第三节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得与失
第四编 小说观念的演进之迹与观察之维
第二十四章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传统小说观念之演进
第一节 士人阶层崛起与士人小说观念
第二节 市民阶层独立与通俗小说观念
第三节 公民社会成长与近现代小说观念
第二十五章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两种视角
第一节 古代小说和古典学术之关系
第二节 古代小说与古代文体之关系
第三节 观察古代小说观念的两种视角
结语：方法、路径、逻辑与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这是我第二部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专著。第一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2013年入选《文库》，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首批推荐目录》，当年获得韩语外译立项，2020年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2022年韩国宝库社出版韩文全译本。
然而，就我个人研究的时间进程而言，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的研究却远晚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的研究。前者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我在湖北大学工作，标志性成果是发表在《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的《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和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的《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符号学探原》；而后者则起始于改革开放初期，距今已近半个世纪，我当时还是荆州师范专科学校（今长江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
1978年2月，我作为荆州师范专科学校青年教师到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今湖北大学文学院）进修，参加了中文系青年教师培训班，听张国光老师讲庄子、讲《水浒》、讲金圣叹，听郁沅老师讲文艺理论，后来又旁听了中文系首届元明清文学研究生班的一些课程，听朱祖延老师讲文字学和《楚辞》、严学宭老师讲音韵学、王陆才老师讲戏曲、李悔吾老师讲小说。这些学习，不仅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也让我的学习欲望空前高涨。
在此期间，我每个星期天都陪张国光老师到湖北省图书馆古籍库专家服务部看书，很少例外。古籍库专家服务部向高校讲师以上教师开放。当时湖北高校教授、副教授甚少，讲师享受专家待遇，可以借阅馆藏一切古籍，包括善本书，只是不准借走。
每次到馆，张老师就将准备好的书单交给图书管理员，管理员依据书目将这些书从书库里取出摞在书桌上，我可以任意阅读，有不懂的就向张老师请教。如果我有要看的书，也可以通过张老师向管理员索要。中午我和张老师轮流外出吃饭，留一人看守，下午下班时将图书清点还回。
这样的读书生活坚持了一年有余，直到1979年7月我进修期满离开武汉为止。通过这样的读书，我知道了不同书籍、不同版本承载着不同文化信息，有不同文化内涵，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自己应该读什么书以及如何读书。
那时的张老师，忙于筹备成立中国《水浒》学会、组织全国性的《水浒》研讨会和创办《水浒争鸣》刊物，我也自觉地参与其中，生活紧张而充实。而张老师对《水浒》和金圣叹的看法则深刻地影响了我，使我对研究《水浒》和金圣叹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离开武汉时，我对《水浒》和金圣叹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看法，虽不同于张老师，却得到了张老师的大力支持，还鼓励我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出来。
回到荆州，我把在武汉写出的初稿进行修改加工完善，撰写成《宋江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明代对〈水浒传〉的推崇与禁毁》、《金圣叹小说理论初探》、《论“动心说——金圣叹小说理论再探》等文，分别发表于《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1981）、《水浒争鸣》第一辑（1982）、《江汉论坛》1983年第2期、《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争鸣》1983年第2期。
张老师对我的研究一直非常关注，不时来信勉励。1991年我的第一部专著《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出版，张老师赞赏有加；1993年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古典小说新探》出版，张老师亲自作序，以为“通过这本书可以使读者和老一代的古典小说和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家由此看出一位青年研究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在这样一个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学术领域脱颖而出的过程，看出他成长的轨迹和发展的前景。还可以由一斑而窥全豹，通过本书看出我国古典小说和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今后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的大趋势”。
序言中提到我与他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还有彼此矛盾者”，尤其是关于《水浒》主旨和宋江形象，但他仍然“为它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他“十分欣赏儒家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治学态度”。
张老师对学术的执著和敬畏，对晚辈的关照与提携，体现了老一代学者的博大胸襟和无私情怀，今天想来，仍然令我感动。张老师早已仙去，每念及此，不禁泫然！
《金圣叹小说理论初探》发表后，我和《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的胡邦炜编辑联系多了，发现彼此有相同的学术梦想，通过反复切磋，我们决定合作编撰一本《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
我自告奋勇地答应草拟一份编写提纲，作为讨论的基础，然后再商量下一步如何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阅读和思考，我发现面前有一座需要逾越的大山，不逾越这座大山，就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更难以追溯历史的走向。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古代小说，哪些理论是小说理论，哪些批评是小说批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固然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简明的中国小说历史图景，但细绎文献，却发现这幅图景多有残缺，不尽完美，有些地方还留下了拼接的痕迹，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原貌。
《〈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以〈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为中心》，王齐洲、王丽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
例如，魏晋志怪、志人和唐宋传奇之后，接以宋元话本、拟话本，再接以明清章回体通俗小说，似乎体现着小说的发展进化，然而，唐宋以降，历代都有志怪、志人、传奇之作，其中不乏佳作，明清时期的志怪、志人、传奇作品体量更是远超魏晋，其成就也不输魏晋，尽管《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对此有所补救，但仅此一篇，如何能够反映一千三百多年古体小说的发展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话本、拟话本、章回小说并不是由志怪、志人、传奇等发展而来，它们自有来源，其源头并不晚于志怪、志人、传奇的源头。
鲁迅将小说源头追溯到神话与传说，并在《史略》中专门列为一篇，这与他接受将小说等同于“虚构的故事”的西方近代小说观念有关。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演讲中也提到，小说“倒是起于休息的”，因为先民劳动间歇会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
然而，在以笔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体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中，“故事”并非中心话语，因为有许多笔记小说根本就没有“故事”，而“虚构”则常常被一些小说理论家和批评家所抨击，那么，这些理论和批评算不算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中国古代本有“故事”一词，人们为何要称志怪、志人、传奇等为“小说”而不称其为“故事”？我们为何要用今人的标准去规范古人，而不能站在古人的立场去理解他们？难道历代正史艺文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书目都是错误的，只有今人按照西方的小说观念确定的小说书目才是正确的？难道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就不是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只有今人按照西方标准认可的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才算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
这样的问题，指不胜屈。我自然不赞成今人的这些判断，于是，决定放弃编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的想法，先去弄清楚中国古代小说是如何发生的，历代专家学者以什么为小说，有哪些代表性小说作品，各个历史时期主流的小说观念是什么，又有哪些发展变化，相互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此等等。
总之一句话，我们要将中国小说的历史还给中国小说，将古代的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的图景真实地呈现在今人面前，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更不能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只有这样，才会有我们的学术贡献，才不辜负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将这些想法报告给胡邦炜编辑，得到了他的理解，决定放弃合作编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的计划。
经过两三年的探索、思考、写作、修改，我终于完成近两万字的长文《中国小说起源探迹》，投给《文学遗产》，算是对前几年学术经验的一次总结。
当时老一代学者有不少健在，学术刊物又很少，期刊版面十分紧张，《文学遗产》不仅接受了拙稿，而且很快将全文刊登在1985年第1期上。一个专科学校的青年教师能够在《文学遗产》发表长文，且放在显著位置，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氛围，是老一辈期刊编辑的职业坚守，也是我一直难以忘怀的温馨记忆。
在此文中，我明确将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笔记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两大系列，认为它们各有自己的发生源头和发展进程，虽然时有交叉，互有影响，但不应该故意混淆或强行归并。
并且强调，神话传说不是小说的起源，“神话是一种独立的体裁，它必然产生并只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并不否认神话对于后来小说的影响，甚至可以把它视为小说产生的一个来源。
然而，来源并不等于起源，因为这里有着本质的区别：起源标示着某一事物的诞生，而来源却只表明构成这种事物的某种因素，这种因素完全可以来自不同性质的别一事物”。我在这段话下面特地加上重点号，以期引起学界重视。
此文虽然不是直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却为研究小说观念史打下了基础，因为小说起源问题是小说观念史研究必须突破的瓶颈。我后面几十年的研究，其实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只是更加深入、更加细致、更加具体而已。
当然，我后来的研究也对此文中那些表述不够严谨不够完善的地方做了补充修正，除了对两类小说起源的文献进行更加严谨细致的考察，对两类小说观念的具体内涵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界定之外，将研究重点放在探讨两类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以及探讨这两类小说所反映的两种小说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
四十多年来，古代小说观念成为我反复思考探索的重要课题。我将此课题按照两类小说和小说观念发展的实际分解为几个大的时段，其中有分有合，每个时段中又分出若干具体问题，或以人为主，或以事为主，紧紧围绕小说观念做穷根究底的研讨，以期真正能够揭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的历史。
这样研究，即使达不到自己预定的目标，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前人未曾探讨过的话题，发现一些前人未曾发现的问题，补充一些前人探讨得不够充分的材料，揭示一些学界尚未楬橥的观念内涵，以完成我们这代学人的历史使命，供后人做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我之所以选择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这样一个课题开展研究，几十年坚持不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要向读者交代。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是一个基础性研究，既涉及理论，也涉及文献。搞理论研究的学者以思维见长，逻辑严密，常常能够揭示事物的某些本质规律，其论证也注意自洽，却往往容易忽视基本文献，或者对相关文献本来就不熟，虽然谈得头头是道，总难免隔靴搔痒，郢书燕说。
弄文献的学者则以严谨见长，字斟句酌，锱铢必较，注重文献的可靠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强调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无根据，却往往容易忽视自身理论修养，难以发现文献中掩藏的思想文化信息，以及不同文献之间的学术联系。
我自知没有理论家的聪颖，也缺乏文献学家的执著，但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学术优势，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带古典文献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和他们一起读胡克家本《文选》，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咬文嚼字，一字一句地抠，连标点也不放过，既训练学生也训练我自己；同时也带古代文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和他们讨论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传播与接受、审美与教化，分析作品的意象与情感、意境与比兴、能指与所指，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在同门例会上，我常常引导他们向对方靠拢，也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让二者融通的方法和途径。
因此，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的研究中，我既不做没有文献支撑的纯理论研究，也不做没有思想内涵的纯文献考辨，但又绝不抛弃理论，也绝不忽视文献，而是在充分掌握文献的基础上扎实地推进理论研究，以期找到解决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径。
为此，我前后带领数十名硕士生、博士生，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对二十五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定期召开读书报告会，讨论小说文献和小说观念中碰到的棘手问题，最终编纂成9卷35册1800万字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现正在分卷陆续出版中。
在此基础上，撰写了200万字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总目提要》，2024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即将出版。
为了全面了解中国通俗小说和通俗小说观念，我又花了数年时间，清理以前阅读通俗小说的笔记，检讨已经出版的通俗小说研究著作，思考通俗小说和通俗小说观念的发展与演变，撰成78万字的《中国通俗小说史》，此书已经再版，其英文版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转让到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将由其旗下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公司（Palgrave Macmillan）出版英文版。
在梳理两类小说文献的基础上，我将有关小说观念的材料进行清理并撰写成论文，在一些重要期刊上先后发表了40多篇，2021年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上发表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传统小说观念的演进》一文上网后，数据显示，点击阅读人数接近100万，同年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中国小说观念在近代的发展》上网后，点击阅读量也超过60万人，说明即使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仍然有不少人关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变化，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这对我是巨大的鼓舞。
我真诚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给读者以信心，要求自己在书中所描述的小说观念发展的具体场景是符合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的历史实际的，所下的每一个结论都是有充分的历史文献依据的。我也真诚地希望读者诸君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的研究，推动当下中国小说的发展与进步。
拙著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葛云波编审的大力支持，并给予了许多指导；拙著的学术质量也得到《文库》九位匿名评审专家们的一致认可，并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具体建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决定将第二部拙著收入《文库》，也体现了对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视和对我本人的信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张梦笔女生精心编校，保证了本书的出版质量。
此外，江西师范大学期刊社副编审刘伏玲博士审校了英文目录并校对了部分书稿清样。参加校对的还有昆明师范学院教授孔德明博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授李平博士、湘潭大学副教授谷文彬博士、绍兴师范学院副教授李晓华博士、黄冈师范学院副教授潘志刚博士、广东筠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室副主任李情女生。
对于这些为本书默默做出奉献的人们，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24年小雪前三日于武昌桂子山华中师大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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